走出能源困局（下）
用市场化和国际化破解石油方程式
○ 魏刚
2005年8月，海棠、麦莎、珊瑚等台风肆虐华东、华南沿海时，一场油荒也随之登陆；而不断攀高的国际油价，更使上海、广东等地经受“无油”的煎熬。与此同时，财大气粗的中海油也在势在必得的优尼科收购案上刹羽而归。这一系列由石油引发的事件，折射出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中国石油需求的无奈与困局。也把有关中国石油战略的争论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分别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角度来破解中国石油走出困局之路。
据来自中石化的报告显示，近10年来我国的新区石油储量接替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直接影响到原油产量的稳定增长。数年来我国原油的产量基本在1.6～1.7亿吨间徘徊，石油产量年均增速仅为1.75%。然而与此同时1993～2003年10年间，中国的石油消费量年均增长却达到6.66%。
据国际能源机构（IEA）分析，我国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原油缺口将分别为1.5亿吨、1.8亿吨和2亿吨。我国自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石油进口量逐年增加。净进口石油已由1994年290万吨增加到2004年1.44亿吨，对外依存度从1994年的1.9%增加到2004年的45.1%。国际能源机构预测，2010年中国石油需求将有一半依赖进口，而到2020年该比例将达60%。
石油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物资，石油安全是关系到我国在21世纪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的重大战略问题。随着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的加大，石油战略问题已经十分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国家的能源政策，若不站在全球的角度去考虑，就不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案。因为现在所有国家都是整个全球市场的组成部分。在探求我国石油安全危机的化解之道中，一个重要策略就是要让我国石油企业“走出去”，以市场化手段参与国际化竞争。
期货市场赢得话语权
在对石油资源“走出去”战略的理解上，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周凤起认为主要指两方面：一是要通过建立“石油金融一体化”体系，综合运用各种金融工具，积极参与国际石油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争取国际石油定价的发言权，这将有利于石油生产者、供应者、消费者规避风险。二是要遵循国际石油行业资本运作规律，到海外进行石油开发，占领和拓宽资源渠道，保证中国原油进口的稳定供应，将产油国的政治风波及地区冲突对中国石油安全的干扰及影响降到最低。
在周凤起看来，经济全球化下的竞争已经是实物市场与虚拟市场联动的全方位竞争。当前，不仅国际油市上的操作日趋金融化，期货交易量也已经完全脱离了实物供给量与需求量，而且在其价格波动的背后，国际金融资本已经大规模参与到了实物市场中来。
在我国逐年增加的石油进口中，90%为现货贸易，由于缺乏石油期货品种，我国石油进口基本采取被动接受国际油价的方式。近年来，一方面，国际石油市场价格剧烈波动，石油价格连年攀升；另一方面，西方大国和国际垄断集团操纵国际油价，经常让我国的石油贸易陷入高买的价格陷阱，国家利益遭受了重大损失。
例如，1999年1月到2月，国际油价处于最低谷，中国原油进口297.94万吨，比上年同期反而减少了40%；3月份油价开始大幅回升，而中国的原油进口量也开始回升，当月进口原油433.25万吨，成为1998年1月份以来进口量最大的一个月。之所以出现这一尴尬现象，是由于中国石油外贸公司各自按国家分配的计划指标分月度组织进口石油，互相缺乏信息沟通和协调，而且基本上采取现货交易的方式，从而增加了国家外汇支付压力。
又如，2003年1月，中国出现罕见的进出口逆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原油进口836万吨，比上一年同期增长78%，而平均价格又上涨了51%，中国为此给国际石油市场多支付了11亿美元。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大地认为，世界石油价格每桶变动1美元，将影响我国进口用汇46亿美元，直接导致GDP波动0.043个百分点。其中，1999年国际油价上涨10.38%，影响我国GDP增幅约为0.07个百分点；2000年国际油价上涨64%，影响GDP增幅0.7个百分点。由此看出石油涨价对中国经济的巨大负面影响。而且，我国石油供求对国外资源的依赖程度越高，我国石油市场受国际市场的影响越深，承受的市场风险也就越大，国内企业在国际竞争中也就越被动。
在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看来，石油价格高涨对中国造成的冲击是当前世界经济整体向好中最脆弱的环节。2004年，中国每天的石油消费量是700万桶，因为油价高涨，中国全年要多支付200亿美元；如果2005年中国在进口石油上所付出的成本超过2004年的话，有可能要支付中国GDP的2%。而美国投资银行高盛则预测油价在2007年内将最高冲至每桶105美元。这无疑对日益依赖进口的中国石油业雪上加霜。
为此经济学家董辅 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国内市场联系越来越紧密，这就迫切需要发展期货市场，在许多重要商品的价格形成上发挥中国的影响力。目前，中国有许多资源性产品依赖进口，尤其是石油，由于中国没有自己的石油期货，定价权完全掌握在别人手里，国内公司在参与国际石油市场方面困难很多，用油企业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因此，他呼吁，尽快恢复石油期货，同时允许更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从事套期保值。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副部长冯飞指出，面对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的现实，一方面要通过海外直接投资和订立长期合同等方式拓宽海外资源供应渠道；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利用期货市场规避价格风险和套期保值的功能，通过在中国发展自己的国际定价中心,把越来越多的话语权,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曾长期从事国际石油贸易的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会长陈浩然认为，我国的石油企业应策略地进入国际市场。在石油交易中，要运用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以维护我们的经济利益。
海外采油化解困局
在向国际石油期货市场挺进的同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陈淮认为，在我国新的石油战略中，重点应当放在如何全方位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在竞争中化解市场风险。他认为，中国不能总是“走出去”买油，关键是要利用现有技术和资金到国外采油，充分利用他国的资源，实现石油供应的多元化，规避当前石油集中带来的风险。
面对中国今后数量巨大的能源进口预期，要及早在获取稳定的海外能源供给上采取战略性对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参与对海外石油富集地勘探开发权的竞争。通过对核心资源的控制，加强对国际石油价格制定机制的话语权。根据2005年6月《BP能源统计回顾》，截至2004年底，全球可采石油储量剩余1619亿吨，天然气剩余探明可采储量179.53万亿立方米，全球还有非常规石油资源（沥青和稠油）约4000亿吨，非常规天然气（煤层气等）资源约849万亿立方米。可见全球油气资源丰富，但突出表现在全球的分布很不均匀，这种客观存在的资源分布不均，决定了油气生产贸易的高度国际化。
2005年10月26日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地方法庭上敲落的一声重槌，标志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对哈萨克斯坦PK石油公司41.8亿美元巨额收购案最终以完胜落幕。而此次经过艰难博弈所换来的成功，也预示着未来几年我国的海外石油发展格局将发生重大的变革。
其实，从2005年初以来，中国石油企业就从海外买油向海外采油转变，开始实施大规模的海外并购。
2005年6月，中海油斥资185亿美元现金向优尼科发出收购要约。
2005年9月传出消息，经过历时一年多的谈判，中石油和中石化共同组成的中国石油投资集团安第斯石油公司将以现金形式收购加拿大石油公司在厄瓜多尔的石油资产和管道资产，总价为14.2亿美元。
2005年10月，印度ONGC Videsh计划以6.2亿美元买下安哥拉壳牌旗下18号油田50%的股权，但中国在最后一刻与安哥拉政府达成了协议，促使安哥拉国营Sonan-gol石油公司出面动用其优先购买权，购得壳牌油田后转售给中国石油公司。
从历次的海外石油资源并购中可以看出，国际油气资源已成为各国争夺的主要目标。本次中石油哈萨克斯坦PK公司收购案虽然最终获得了胜利，但收购之路也是强敌环伺，险象环生。
在收购该公司之初，中石油就遭遇印度国营石油与天然气公司及俄罗斯卢克石油公司两大劲敌。在最后期限8月15日前，印度国营石油与天然气公司叫价比中石油每股高出1美元。而俄罗斯卢克石油公司也因数年前与PK公司以1：1的股比，合资成立了“图尔盖石油公司”，而自认为本公司有对PK公司的“优先购买权”，要求加拿大的卡尔加里地方法院对中石油的收购要约发布延期禁令。
可见，中国油企的海外开拓之路举步维艰，但不管怎样，掌握境外油源毕竟是中国石油走出困局的必经之路。正象中国石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董秀成所说，这次收购成功不仅是中国能源战略西移的重大突破，还将帮助中石油得到里海地区的有效能源。这次成功收购PK公司，在实现中国能源来源和供应通道多样化上都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也将进一步扩大中国石油进口的多元化选择。
经过1999年、2003年和2005年的石油价格波动，人们已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只有掌握油源，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际油市一打喷嚏国内油市就感冒的现状。目前我国油企同海外油源的合作范围已扩展到中亚的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东南亚的印尼、缅甸，中东的利比亚、伊朗、阿曼和中南美洲的委内瑞拉，非洲的苏丹等地。
由海外买油向海外采油转变，意味着中国石油战略的深入调整。资产收购为我国石油的海外业务发展建立了一个具有一定规模和多元化的战略平台,有助于我国石油企业进入中亚、南美、中东和非洲等全球油气资源富集地区，形成多个海外产油中心，实现海外勘探开发业务市场的多元化。
以中石油此次收购哈萨克PK为例，交易完成后，中石油的海外探明净储量和净产量都将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其中海外储量将由0.885亿桶油当量猛增到8.66亿桶油当量，增幅达到879%。同时也将使中国石油的油气总储量增长4.31%，油气总产量增长5.41%。
市场化决胜国际舞台
纵观中国油企海外展业之路，象中石油收购哈萨克斯坦PK这样成功的案例并不多，究其原因，在于中国油企似乎还不熟悉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
这次中石油能够成功斩获哈萨克斯坦PK关键在于遵循国际市场运作规律，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在竞争对手剑拔弩张，卖家犹疑不决时，中石油在10月15日与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公司签署合作经营和管理PK项目的备忘录。根据这份备忘录，哈国家石油公司将获得为保持国家对矿产资源开发活动的战略控制所需PK公司的部分股份，并获得在对等条件下联合管理PK公司奇姆肯特炼油厂和成品油的权力。这种“双赢互利”的合作方式无疑赢得了对方的欢心，也导致了收购的成功。
中海油在海外并购战中曾走在中石油前面，其对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的竞购大战，杀得天昏地暗。但是最终敌不住美国国内各种反对势力而英雄败北。其中主要原因，是中海油过浓的政府背景和非市场化的操作手段让竞争对手有机可乘。在竞购优尼科时，雪佛龙曾利用中海油与政府的关系来大做文章。为此，中海油总经理傅成玉在最近表示，减少政府持股将抵制有关中海油是政府能源政策工具而非商业企业的说法。傅成玉的讲话体现了公司的国有性质与公司管理层要求在海外被视为独立商业实体的愿望之间日益凸现的矛盾。傅成玉指出，所有人都认为中海油是国有企业，因此也由政府运营，而事实并非如此。
就在傅成玉讲这番话半个月之后，中海油海外寻油再次失利，在对澳大利亚GORGON天然气项目的争夺中，被日本的东京瓦斯横刀夺爱，眼看着120万吨/年的LNG气源擦肩而过。据悉，在东京瓦斯尚未染指此项目前，中海油就挥师澳大利亚，与GORGON项目持有者进行积极斡旋，从而使中国对这个澳大利亚最大的LNG项目拥有优先权。然而到2005年，随着全球经济复苏，LNG迅速从地区市场裂变为全球市场，从买方市场变为卖方市场。
此次日本一举拿下GORGON项目，海外媒体评论指出，东京瓦斯赢在用市场价格来购买，中海油输在只是尝试市场价格。据海外媒体披露，东京瓦斯出价7美元／百万英热单位，而中海油只出价4美元／百万英热单位。而此时，国际期货市场天然气价格已飙升至12至14美元／百万英热单位。中海油显然对市场的变化不够敏感，同时也缺乏应对策略。
在海外寻油路上的一次次跌倒足以使我们重新认真思考相关的政策和模式。国际资本市场的运作规律以及国际石油市场的风云变幻都是国内油企“走出去”之前需要仔细考量的。
中国经济刚刚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推广时期，重工业发展和城市居民对耐用消费品等耗能产品的需求不断升级，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仍将保持强劲的能源需求。国际能源署的一项预测表明，2000～2030年的未来30年间，中国增量石油需求占全球增量石油需求的18%。可以说，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焦点在能源，能源的焦点在石油。
随着“十一五”规划的实施，如何保证石油的持续供给，走出石油困局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课题。中国的石油供给和消费状况以及国际石油市场的格局决定了我们要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而只有市场化和国际化才能保证中国石油的海外之路越走越宽。
怒江水电开发耽误不得
○ 本刊记者 谢 陈蕾
“我们国家水力资源蕴藏非常丰富，号称世界第一。但是我们目前水力开发的程度还比较低，只有20%多，我们现在水力发电在整个发电当中占的比例也只有24%。我们现在全部的装机大概水力发电是8000多万千瓦，在建的还有4000多万千瓦，加在一起就是1.2亿千瓦，可开发的数字至少有3亿千瓦，所以我们水力发展还有很大的潜力。”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国宝曾对媒体表示，在未来我国的电力建设中，水电开发将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10月22日，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局长徐锭明在《中国投资》杂志社举办的“中国水电开发与环境保护高层论坛”上指出，在保护生态基础上，有序开发水电，是能源发展需要，是实现工业化需要，是全民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水电不能有序开发，能源就会出现断层，工业化就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就会落空。
从2003年8月算起，怒江大型水电工程引发的一场对水电开发利与弊的争论，已延续两年多了，近来愈趋白热化，这种争论也引起世界的关注。针对又一轮怒江水电大辩论，徐锭明认为，应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水能开发利用全过程，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开发观念，创新开发模式，提高开发质量。把水能开发利用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同时，徐锭明还十分肯定地对与会者说，在新近召开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开发水电已经被定为我国能源发展方面的重要方针。
怒江开发的现实意义
怒江水电站开发信息的传来，打破了怒江往日的宁静。正如研讨会上怒江村民代表说的，怒江的老百姓们开始期盼着怒江开发将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天一条缝，看地一道沟，出门就过溜索”这是怒江当地老百姓的一句顺口溜，也是对怒江最真实的写照。
据了解，直到今天，怒江州社会基础建设都很不完善，怒江州的四个县都是国家级的贫困县，而且一直到现在还有1/2的人处于贫困，按照国家标准，“九五”时，全州贫困人口有22万，现在有27.53万，并且这个趋势还在增加，1/3没有用上电，1/4的人没有路，1/5的人需要搬家，没有生存的条件，就住在泥石流滑坡的点上，有12.7万人。 中共怒江州委书记解毅说，怒江不是种粮食，而是种灾难，每种一亩地，产生的生态破坏和泥石流非常多，到去年我们全州粮食产量一亩101公斤。即使有10亩陡坡，也要种上粮食，因为这10亩陡坡还要养活一家人。现实的情况又是，有的农民住在南边，田地在北边，需要过溜索去种地，然后又背回来，就是这样一个状况让他们离脱贫非常遥远。 去年四月，当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余谋昌参加了水利部的考察团之后发现，千百年来，怒江两岸的人民，狩猎、采集或垦殖，特别是刀耕火种陡坡种植的粗放农业发展，两岸生态已经受到了严重破坏。在欠发达的情况下，在自然条件恶劣的情况下，怒江两岸人民为了生计只好采取这样的生产方式。
“这里是贫穷导致生态破坏。”余谋昌的怒江之行，让他对怒江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 “实际现状是，怒江的原生态已经受到严重破坏，如果现在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必然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破坏。如果利用怒江最重要的水能资源进行开发，可以使怒江两岸人民获得新的谋生手段。有了像样的生活，不再需要破坏植被和陡坡种植，也许这是走出经济与环境恶性循环，改变贫穷和恢复生态的出路，因而我们赞成怒江电站开发”。
中共怒江州委书记解毅则道出了对怒江开发的渴望：“现在国家缺电，怒江又有资源，这是一个事实。为什么不能让水电圆了这个梦呢？我们想代表怒江人民说一句话，请北京给怒江一个发展的机会，毕竟怒江等得太久太久了”。
怒江开发将提供新的能源支持
怒江是我国主要国际河流之一，境内2020公里，出境后怒江被命名为萨尔温江，汇入印度洋。怒江中下游地区水能资源丰富，待开发量在国内众多江河中排名第二。2003年8月14日，《怒江中下游流域水电规划报告》通过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持的评审。根据这个规划，怒江水电开发将沿江建成13级电站，涉及到云南省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保山、德宏三个地区，总装机容量达2132万千瓦，这个装机容量比三峡水电站还要多出300多万千瓦。这项庞大的水电开发计划将作为西电东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提供新的能源支持。
当支持者认为怒江的开发不仅可以帮助当地农民脱贫，而且可以缓解国家电力紧张，并得到当地政府和百姓的拥护时，另一种声音也穿透过来：“原生态的怒江一旦被开发，将是人类对环境的极大破坏”。而且，在反对者看来，怒江梯级水电开发和许多大型的工程项目一样，并不能简单地和老百姓的脱贫致富划上等号。修建大坝对经济的贡献，主要在于大规模投资对于GDP增长的拉动以及政府税收和财政收入的增加，这也是这类大型工程得到政府青睐的主要原因，这种经济贡献究竟会给当地居民特别是工程移民带来多少好处，那是需要作具体分析的。
针对当前怒江开发之争的升温，徐锭明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社会上对怒江开发存在一些议论，有一般人的疑虑，有好心人的良好愿望，有不了解实际情况人的幻想，这三种人用心是好的，对此我们应该加大正面宣传解释工作力度，力争把这部分人的思想引导到积极方面来，并保护好、发挥好他们的积极性；同时另据有关方面反映和种种迹象表明也存在第四种人，打着生态环保的幌子宣传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新闻自由，盲目推崇和模仿极端环保主义的思潮和做法，渲染夸大，歪曲事实，调拨煽动群众，甚至于外面勾结，里应外合，制造事端，惟恐天下不乱，惟恐中国发展。
“我们现在应该冷静下来，更全面、更充分、更客观、更实事求是地考虑这件事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局可再生能源处处长史立山说，“争论并不可怕，真理会越辩越明。关键是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科学，坚持民主的作风，我们可能会得出一个水电到底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应该怎样去做的结论，我想我们应该能够有这样一个共识”。
此外，徐锭明局长认为，公众参与的形式必须是有序的，有关单位、专家、工作需要通过一定的途径、方式，遵循一定的程序向政府部门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提意见的专家必须公正无私，不带有任何部门利益。政府部门应该重视各种不同的意见，但并不意味着对每一位专家的意见都必须无条件采纳，针对具体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应该是具体的，可操作的，事实依据充分的。同时任何政府工作人员的个人意见不能代表所在政府部门的意见。
水电开发要服从
中国经济发展大局
优先开发水电是中国能源发展的基本方针战略。而环境评价或者环境保护，只是为了把水电工作做得更好，坚持保护中开发，开发中保护，一直是中国水电开发遵循的方针。水电可能造成的不利环境影响主要是对河流的阻隔、水文的变化、在施工过程对生态造成不利影响等。这些不利影响是对国际国内上百年水电建设经验的总结，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电站都会一定碰到所有这些问题。新安江、二滩电站都同时是非常好的环境保护工程。
三峡工程每年发电相当于减少五千万吨煤，一亿多吨的二氧化碳和数百万吨的二氧化硫排放。据长江三峡工程开发公司副总经理曹广晶介绍，三峡工程修建以后，生态效益明显，目前，长江中上游，乃至整个长江流域，局部地区生态与环境有所改善，巨大的调节库容，不仅可以非常有效增加下泄的流量，提高下游的防洪标准，而且还可以有效地延缓河流淤积，改善航运业的状况，减少了长江口咸潮的发生。可见环境评价在水电开发中有着巨大作用。
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规划处处长顾洪宾介绍说，水电作为国家大型基本建设项目，国家有几十部相关法律对此做出规定，各个部门都有相应的审批程序，程序非常复杂。从水电的规划开始，到每个电站可行性研究工作，包括环境评价书的审批、水土保持、文物古迹等涉及到各种保护区的论证等等都有相关的法律规定。
而在徐锭明看来，水电开发要坚持编制全流域开发规划，整体开发有利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移民搬迁，推进流域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确保当地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同步进入小康社会。所以，要正确看待关于水电的开发，就必须要跳出水电行业来看待这个问题，站在中国经济发展以及能源现状的背景下考虑，所以开发水电要服从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局。
事实上，水电建设在保障能源供给、保障供电安全、提高供电质量、减少污染物排放、保护生态环境以及防洪、供水、灌溉、航运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显著的综合效益，对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已得到普遍认同。作为水电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小水电在中国的成功实践更证明了其在统筹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在一次研讨会上指出，中国小水电发电量占中国清洁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比重在95%以上，在推动中国清洁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发挥了基础性作用。更重要的是，小水电已成为实现电力普遍服务政策的重要途径，并为贫困山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目前全国已有1600个县开发了小水电，近800个县以小水电供电为主，累计使5亿无电人口用上了电，建成653个初级电气化县（涉及人口2.52亿），400个水电农村电气化县正在建设之中，小水电代燃料工程正在实施。
怒江水电开发对国家能源战略的调整和能源结构的优化，对国家打破未来10年内因社会经济发展必然产生的“能源瓶颈”具有极为重要的能源战略意义。因此，在怒江水电开发和怒江流域发展的问题上，“既失误不得，也耽误不得”。
通过关于怒江水电开发和环境保护的讨论和争论，绝大部分与会代表强烈呼吁，开发怒江水电非常必要，刻不容缓。怒江水电开发之日，就是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之时，就是生态建设从贫困状况下的消极保护，向开发与保护并重的可持续发展转变之时。
发改委勾勒核电投资新版图
○ 本刊记者 陈蕾
国家发改委的表态足以说明发展核电的重要性。
11月11日，国家发改委宣布，我国已经开始起草首部能源法。“十一五”期间，国内新开工的核电站将超过千万千瓦，要力争多上核电。我国将形成核电连续快速开工建设、10年内突破4000万千瓦核电规模，相当于20多座秦山核电站。
“调整能源结构，积极推动核电。”今年3月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作出上述重要指示。紧接着，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表示，为配合国家能源结构调整，首先发展的就是核电。中国核电发展的最新目标是：到2010年在运行核电装机容量1200万千瓦；到2020年前要新建核电站31座，在运行核电装机容量4000万千瓦；在建核电装机容量1800万千瓦。达到这一目标将意味着，国家今后每年需新开工建设两个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需要总投资5000多亿元。
投资加速
拉近核电与老百姓距离的真实背景是：2003年以来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能源短缺问题开始出现，拉闸限电使老百姓真正感受到了缺电所带来的不便。核电也因此被重新提上发展日程。国家发改委一改“适度发展核电”的态度，张国宝副主任公开表示要“积极发展核电”。于是，关于发展核电的呼声日高。
中国核能事业创建于1955年，但是投入规模很小。真正核电发展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1991年中国自主设计建设的第一座核电站，即秦山核电站，成为历史上一个里程碑。1996年开始，中国又自主设计建设了秦山二期核电站，一号机组2002年4月15日投入运行，二号机组2004年5月3日也正式投入商用。在与国外合作中又建设了岭澳核电站、秦山三期核电站和田湾核电站。并且秦山三期核电站一号机组和二号机组分别于2002年12月31日和2003年7月24日投入运行。
据悉，2004年全国核电发电量为501亿千瓦时，比2003年增长了14.1%。不过这样的增长速度远远不能满足国内的用电需求。
由于中国核电的发展缓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曾向中央高层递交报告，指出中国核电站建设存在许多问题，首当其冲是战略重视不够。此后不久，国家核电领导小组成立。在2003年11月，国家核电领导办公室就改成了国家核电自主化工作领导小组，大力发展核电的思路可以说已初见端倪。
今年8月下旬，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大地在中国科协2005年学术年会上表示，在巨大的能源需求和环境恶化的双重压力下，我国必须改变过度依靠煤炭的单一能源格局，实施多元化能源供应战略，提高油、气、核能及新能源的利用比例。今后国家有关部门将着重鼓励天然气的开发利用，加快发展核电，促进我国一次能源战略平衡。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测设计院蒋涛对记者表示，由于当前的资源状况不容乐观，再加上电力供应紧张，中国发展核电事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会。应该说这是一种双重作用的结果：一是市场行为，二是政府行为。因为政策支持核电开发，而随着能源的紧缺，市场上需要核电的呼声也日渐高涨。
政策推进
今年4月，在第六届国际核电工业展上，国防科工委系统工程司副司长张福宝强调，燃煤发电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节约能源和调整能源结构已成为新世纪中国能源发展战略的重点。因此积极推进核电的发展已成为我国未来电力发展的一项措施。核电已作为中国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了国家电力发展规划。通过分步分阶段发展，逐步提高核能在能源供应中的比例。核电将在中国未来的电力发展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是迈向优化能源结构、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步骤。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也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以煤炭为主要一次能源的国家之一。煤炭发电成本低，建设局限性小，电量稳定，但发电效率低，热损失大，环境污染较为严重。水电的优点是运营成本较低，一次性投资建成之后，其发电成本比火电和核电要低得多，但开发水力发电工程的一次性投入大，形成的电网供电由于有枯水期和高峰期的分别，电力不够稳定。 与火电、水电相比，电能发展中潜力最大、可持续性最强的就是核电。蒋涛分析认为，目前惟一达到工业应用、可以大规模替代化石燃料的能源就是核能。核电的发电成本由运行费、基建费和燃料费三部分组成。虽然其基建费高于火电，但核电站运行可靠，燃料费要比火电低得多，折算到每度电的发电成本，核电低于火电约15%～50%。同时，火电厂发电成本受燃料价格的影响要比核电站大得多。
就在业内认可发展核电最佳时机来临之际，这一说法也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认可。在2004年年初“纪念我国核工业创建50周年大会”上，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就强调，要“高度重视”核工业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充分认识发展核工业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发展核电是加快我国能源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发展核科技是推动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重要途径；随后，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对媒体透露，中国正在制定的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已经适度调整了能源发展战略，用“积极发展核电”代替了过去的“适度发展核电”政策。
就目前现状而言，无论是市场需求，还是长期的发展规划，发展核电已经达成了共识。相信在政策和市场共同的推动下，核电将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机遇。
走自主开发之路
纵观全球，核电已不仅仅是中国长期发展规划中重要的内容。在2005年核电研讨会上，来自加拿大及其他国家的核电专家和政府高层人士表示，经过20世纪末的低潮后，世界核电的发展步伐又开始加快。欧洲和美国正进入核电复兴阶段，东北亚正成为核电发展最活跃的地区。
全球著名核电企业法国AREVA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内•劳威杰恩在会上表示，核电在欧洲重新出现上升势头。法国正准备建设新的核反应堆，这是西欧国家在时隔15年后第一次开始兴建反应堆。在美国的核电也显示出复苏迹象，美国BECHTEL核电公司副总裁威廉姆•格瑞费斯表示，如美国能源部制定了“核电2010”规划，从技术、法规和机构管理上为新核电厂的建设扫清了障碍；美国的能源政策把核电发展作为重点之一；美国的核电业主形成了联盟，共同促进新电厂的建设等。
前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团长俞卓平曾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国已引进了几种核电技术，由于未能完全做到自主化、国产化，使核电的造价比较高，核电的电价与煤电相比缺乏竞争性，也使我们在核电的技术支持、核电厂的备品备件、核电部件的原材料等方面受制于人。一旦外方实行经济制裁或禁运，将使我们的进口核电机组处于困难的境地。
俞卓平表示，中国作为有相当工业基础的大国，按照国家核电发展规划，到2020年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4000万千瓦。为保证核电在中国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走核电自主化、国产化的道路，才能使我国密切跟踪世界先进核电技术的发展趋势，保持和增强我们的核技术实力，不断提高核电的安全性，同时降低造价，使核电在保障能源安全、优化能源机构、保护环境等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为了中国核电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在积极争取引进第三代压水堆核电技术的同时，应整合人力、资金、技术等资源，积极研发中国品牌的压水堆技术，以备在不可能引进先进核电技术的情况下，建设自主开发核电站。
风力发电：在政策助推下快速起步
11月7日，龙源电力集团董事长谢长军在国际可再生能源大会企业家论坛上表示：我国的风电资源广阔，开发潜力巨大，因此大力发展风电开发，也有助于节省其他资源。
○ 本刊记者 陈蕾
“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能源持续增长的大量消耗，使人类面临资源枯竭的压力。资源和环境对中国发展的制约尤为突出，我国政府将进一步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同时积极推进资源潜力巨大、技术基本成熟的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 11月7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国宝在“2005北京国际可再生能源大会”（以下简称能源大会）上表示，根据初步完成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到2020年，风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3000万千瓦。
在此前召开的“科学与社会”论坛上，国内外专家也建言实施大规模发展风电是解决我国能源和电力短缺的最现实的战略选择。
风电市场前景广阔
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副局长吴贵辉表示，目前我国可开发的风能资源约10亿千瓦，其中陆地可开发风能资源2.5亿千瓦，海上7.5亿千瓦。到2004年底，全国已建成并网风电场43个，总装机容量76万千瓦。此外，在偏远农牧区还有约18万台小型独立风力发电机（总容量约3万千瓦）。到2010年，风力发电目标将达到500万千瓦。
此间，国家开发银行企业局局长庄来佑在能源大会上表示，中国风能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风电场建设规模逐步扩大。此外，风电可再生、无污染的特点以及成本的下降使其很可能成为最经济、最洁净的能源。一台单机容量为1000千瓦的风电装机与同容量火电装机相比，每年可减排2000吨二氧化碳、10吨二氧化硫、6吨二氧化氮。同时，风电电价成本也在快速下降。因此，风电外部成本几乎为零。
而事实上，燃煤发电厂一直是我国电力供应的主体。虽然我国煤炭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36.5%，但煤炭储量只占世界总储量的13%，煤炭发电能否满足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仍是个很大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煤炭发电对环境的污染有着很大的影响。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指出，2002年燃煤电厂二氧化硫排放量达到666万吨，占全国排放总量的34.6％。严格控制燃煤电厂二氧化硫排放对实现全国二氧化硫总量控制目标至关重要。
“在某种意义上，风力有很多优势，同时也是宝贵的财源。”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测设计院工程师蒋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风力是一个可再生的资源，它清洁、环保，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煤炭、石油资源的储量是有限的，不可再生的，相比而言用风力发电的优势非常明显。在这个前提下，如果进一步开发燃煤发电也面临煤碳资源的限制。
方正证券资深能源分析师方世群对记者分析，传统的燃煤发电不仅污染严重，并且煤炭也面临着紧缺问题。
“我国的风电资源广阔，开发潜力巨大。因此大力发展风电开发，也有助于节省其他资源。”龙源电力集团董事长谢长军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据了解，我国风能资源丰富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北部、西北和东北的草原、戈壁滩以及东部、东南部的沿海地带和岛屿。这些地区缺少煤炭及其他常规能源，冬春季节风速高，雨水少，夏季风速小，降雨多，风能和水能具有非常好的季节补偿作用。
在风电方面，欧洲一些国家，比如德国、英国、丹麦、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做法值得借鉴。以丹麦为例，1998年丹麦全国全年的风力发电量为2779GWH，相当于丹麦全部耗电量的8.6%；根据一份《丹麦风力发电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丹麦2050年风能发电目标是占全国电能消耗的40%～50%。
2002年底，世界总计风电装机容量为3200万千瓦，预计2003～2008年间，风电装机年增长25%，从2009年开始，增长率开始下降，但装机量仍在不断增加。预计到2020年，风电装机容量会达到12.31亿千瓦，年发电量相当于届时世界电力需求的12%。到那时，风电会向满足世界20%电力需求的方向发展，相当于今天的水电。
因此，风力发电已不再是无足轻重的补充能源，而是最具商业化发展前景的新兴能源产业。有报告称，到2020年，全球风力发电装机量将达到12亿千瓦，为2002年的38倍，风力发电将占全球发电总量的12%，有可能成为世界未来最重要的替代能源。
庄来佑表示，在“十一五”期间，新增容量要达到330万千瓦，“十二五”期间和“十三五”期间分别达到600万千瓦和1000万千瓦。同一时期，累计装机容量达到400万千瓦、1000万千瓦和2000万千瓦。
风电发展加速
近年来，由于煤、电、油、运价格不断上涨，传统的燃煤发电成本居高不下，这对企业来说将要承担更多的成本支出。在这个背景下，风力发电的优势及可开发价值就显现出来。
业内人士认为，利用风力发电的国家将会越来越多，这个行业正处在“重大转变时刻”。随着市场的扩大，传统的发电设备厂商，比如日本的三菱重工、德国的西门子和美国的通用电气，已经开始生产大型的风力发电涡轮机。
方世群对记者说，在装机容量上，世界风电在加速发展。纵观全球，风电装机容量每年以近30%的速度递增。按照德国风电发展计划，到2010年，风电电量将占总发电量的12.5%；到2050年，将占到50%。丹麦的风电电量2003年占全国总发电量的18%，规划到2030年，风电将占总发电量的50%。西班牙、英国和法国也加快了风电的发展。
据悉，目前世界风力发电功率约为5万兆瓦，其中欧洲为3.4万兆瓦。欧洲在风力发电领域占主导地位，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风力发电加速增长，美国可能成为风力发电的最大市场。
就在世界各国积极发展风力发电的同时，我国对风力发电的发展规划也开始加速。今年8月10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风电建设管理有关要求的通知》，对风电场建设的标准和风电场上网电价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和规范。
之前的2月份，国家颁布了2006年元旦起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以及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的对风力发电实行按增值税应纳税额减半征收优惠政策的文件。
今年的“十一五”规划部署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开发新能源，其中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水力发电是公认的清洁新能源。而水电与风电都非常适合我国国情，是国家大力扶持的两类清洁新能源。
庄来佑表示，从国外经验看，风电产业发展较好的国家，在起步之初都不同程度得到了本国政府在政策上的大力扶持。这些优惠政策包括：对设备制造商和风电投资者补贴，购买设备完全免税，投产后还减免部分生产税，发电补贴等等。这些政策都极大地促进了风电产业的发展，值得我们借鉴。
除了政策的支持以外，在资金方面，风电的开发也得到国家开发银行的大力支持。据悉，今年初至目前，国家开发银行先后向风电开发的龙头企业龙源电力集团公司、中国节能投资公司和华能新能源产业控股有限公司等客户的10个风电场项目给予贷款承诺,涉及风电装机总容量68.62万千瓦,承诺提供贷款约36亿元。
疏通风电发展的瓶颈
庄来佑在能源大会上表示，发电设备国产化水平低是我国风电产业化阻碍因素之一。目前国内风电设备基本上被进口设备垄断，国际上成为主流机型的兆瓦级机组在我国尚处于研制阶段。
实际情况是，在技术方面国外风电机组已达到兆瓦级，如美国主流1.5兆瓦，丹麦主流2.0～3.0兆瓦，在2004年的汉诺威工博会上4.5兆瓦的风电机组也已面世。而国内目前本土化生产的最大风电机组是750千瓦。第三届世界风能大会暨国际可再生能源展览会上的最新消息显示，国内也只是刚研制出1兆瓦的风电机组。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局新能源处周篁曾对媒体表示，国外风电厂商在技术保护方面很严格，国家只能逐渐引导外资企业转移技术。国家发改委在风电场项目招标时，要求设备达到一定程度的国产化率。通过这样的规定吸引跨国公司来华设厂、转移技术，并帮助我国缩短在设计、施工、选点、管理等方面与国际的差距。但目前合资公司只能进行总装，不能掌握技术核心。
此外，庄来佑认为，近期发展风电的目的不应该仅仅着眼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同时应该培育风电设备制造产业，尽快掌握先进机组的制造技术，带动我国制造业同步发展。
技术之外，风电的价格也是影响风电发展的因素之一。据了解，目前内蒙古风电上网电价约为0.5元，但每千瓦时仍高出火电电价0.2元，而风电高于火电电价差需在蒙西电网内平摊。这就使内蒙古为发展新能源风力发电产业和保护环境做出了贡献，却背上了包袱。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立足于全局，制定相应的法律，把风力发电高出电网平均电价的差额在全国电网分摊，并制定可操作的分摊机制。
蒋涛告诉记者，风电理论蕴藏量和可开发量大，但规模化发展较难。单位成本较火电、水电高。目前国内风力发电上网价格是水电和火电的好几倍。从固定资产来讲，一方面，风力发电的成本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成本，约占总投资的85％以上。按照我国增值税抵扣政策，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值税不能抵扣。风力发电执行17％的增值税税率，因为没有购买燃料等方面的抵扣，因此风力发电实际税负明显高于火力发电。
另一方面，风力发电设备进口，使成本居高不下。根据有关规定，300千瓦以下机组可以关税减半，而目前的主流机组均达到600千瓦以上，所以关税优惠形同虚设;风电企业的银行贷款期最长只有七八年，与风电设备20年的寿命极不适应;增值税虽然有减半征收的政策，却也由于风力发电没有进项税抵扣，实际企业所缴税并不低。从开发规模来讲，风力发电能量密度低，不可能象水力发电那样可以开发诸如三峡、金沙江向家坝水电站那样1000万kW级的大型电站。主要原因就是风力能源集中性不如水电或者火电，人为集中的可能性更小，不能大规模集中开发，是发电成本难以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谢长军也对记者表示，税收的不合理进一步增加了风电的成本，影响了大家投资风电的积极性，发展风电的关键是将风电的电价降下来。
“阳光计划” 能源供给的新大陆
太阳能光发电比太阳能热发电有更为迅速的价格下降的空间，而且还可能下降到比煤发电成本更为低廉。
○ 原松华 云小北
“中国太阳能资源将至少是风能资源的100倍！”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在他的一份关于再生能源的文稿里说，“人类的未来将是一个太阳能时代的未来。太阳能的利用不限于光能转化为电能的光电效应，太阳能还能广泛地用做日常生活的供暖和供冷，而太阳能定日镜的广泛利用，还能提供各类工业和家庭生活中所需要的处于高温状态下的热能”。何祚庥再一次将公众视线聚焦到可再生能源——太阳能的利用上。
当电力、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频频告急，能源问题日益成为制约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时，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实行“阳光计划”，开发太阳能资源，寻求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太阳能每秒钟到达地面的能量高达80万千瓦，把地球表面0.1%的太阳能转为电能，转变率为5%，每年发电量可达5.6×1012千瓦小时，相当于目前世界上能耗的40倍。太阳能作为新型清洁能源，其产业化不仅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为人类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形态，使人类进入一个节约能源减少污染的时代。
全国人大代表、皇明太阳能集团董事长黄鸣认为, 解决中国能源问题从做“减法”开始，仅以太阳能为例，“做减法”的空间非常广阔。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是非常惊人的。根据皇明集团的数据，10年来，皇明累计推广太阳能800万平方米，为国家节约1000多万吨标准煤，减少各类污染500多万吨。
光伏产业进步空间巨大
太阳能利用中最重要的是光伏产业。20世纪80年代以来，光伏产业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高新技术产业之一。
这些年来人们对太阳能光电池所做的努力，已经使多晶硅光电池转化率达到15%，单晶硅光电池转化率是20%，砷化镓光电池是25%，在实验室中特制的砷化镓光电池甚而已高达35%～36%。业内专家表示，太阳能光伏发电是目前已知发电方式中最清洁、最安全、潜力最大的新兴发电方式。
在现有太阳能光电池的发电模式中，多数采用方位固定的大面积的平板式光电转化模式。如果能有高转化率的聚光光电池供应，亦即这一光电池不仅在通常太阳光的辐照下能维持25%～35%的光转化率，而且能在聚光条件下，如将太阳光聚光300～700倍，将能期望用较少量的聚光电池，获得较大的光伏电能。现在国际市场上已出现有这种聚光电池，其光电转化率高达30%。
何祚庥指出：太阳能光发电比太阳能热发电有更为迅速的价格下降的空间，而且还可能下降到比煤发电成本更为低廉。
有关数据显示，在国际市场上，“目前太阳电池的价格大约为每瓦3.15美元，并网系统价格为每瓦6美元，发电成本为每千瓦小时0.25美元。”也就是说，太阳能光电系统的发电成本，约为1996年美国煤电成本4.8～5.5美分/千瓦时的5倍。但是，太阳能光伏电池的未来非常广阔。很多人认为到了2020年，光伏电池成本将由现在的25美分/千瓦时下降到10美分/千瓦时，也有人认为到2010年即能下降到10美分/千瓦时。
核心技术、原材料受制于人
多晶硅是电子信息产业和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的最重要原料。长期以来，世界多晶硅制造技术主要由美国、日本、德国的七大公司垄断。
据中国工程院专家调查，2005年我国对多晶硅的需求量为3800吨，其中光伏产业需求2691吨，而2004年我国多晶硅的产量只有60吨，即使全部供应光伏产业，也仅能满足市场需求的2.6%，大量的缺口只能依赖进口。
而目前国际市场上的多晶硅也供不应求。2004年国际上多晶硅的总产量为2.4万吨，而全球市场需求量为2.62万吨，出现了2千多吨的市场缺口。由于市场供不应求，多晶硅的价格大幅上涨，一公斤太阳级多晶硅材料由两三年前的13美元，一路猛涨到46美元，涨幅高达250%。由于中国的需求量大，一些国外的多晶硅生产企业已开始对我国实行限购和禁购。
原材料受制于人，不仅成为制约我国光伏产业发展的瓶颈，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行业的混乱。由于众多国际炒家的炒作，我国国内市场上的多晶硅价格目前已高达85～100美元，远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
西安交通大学太阳能研究所施钰川所长指出，在我国的光伏产业链中，附加值高、环境污染小的环节都控制在国外公司，而将附加值低、能耗高的环节都留给了中国，目前我国的太阳电池生产线基本上都是从国外进口的，产品原材料也是高价买来的，产品的出口价格也受制于国外公司，因此“大头”都让老外赚去了，我国太阳能企业所得到的不过是5%～6%的加工利润。
光伏发电核心技术和主流市场都被国外垄断，我国不仅缺乏核心技术，市场也几乎是一片空白，与中国太阳能光热占世界76%的局面形成极大反差，而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所凸现的能源危机又急需光伏产业快速启动和发展。黄鸣提出，要领航世界太阳能产业发展，必须依靠技术创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而不能像汽车、VCD等行业一样依赖“外援”。只有自主创新掌握太阳能核心技术，才能全面领航世界太阳能产业。今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第十五届国际光伏科学与工程大会上，皇明太阳能集团推出“龙光1号”中空BIPV（建筑一体化光伏组件），“建筑物能自己发电”，这个产品创造性地提高了光伏电池中空组件的功率和寿命，使电池组件大规模应用于现代建筑成为可能。
黄鸣建议，现在中国的太阳能正处在发达国家20世纪中叶拼命圈地的时期，要提高核心竞争力，核心技术圈做得越大市场就越大，后劲也就越足，产业根基也就越牢固。目前，皇明公司承担了太阳能集热器快速检测技术研究、太阳能高温碟式发电等4项国家“863计划”与“火炬计划”项目。皇明太阳能“龙光1号”中空BIPV组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实现了光伏发电技术上的重大突破。
产业发展的原动力
为了推动太阳能产业的发展，发达国家太阳能的开发与利用绝大部分依托国家行政力量，比如，美国的《能源政策法》规定，企业用太阳能和地热发电的投资可永久享受10%的抵税优惠；德国被业内人士称为“光伏黑洞”，德国为了提高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综合利用，将设立6000万欧元的联邦研究基金，其中由政府承担的费用为4000万欧元。其国内市场去年吸收了太阳电池组件600多兆瓦，全世界去年一年生产的太阳电池几乎有一半都安装在德国，德国的太阳能发电已占全国装机总容量的1%。日本原本是一个能源输入国，但由于其大力发展太阳能，如今正变成一个能源输出国，去年全世界生产的1200兆瓦太阳电池，一半以上都是日本生产的。
这些国家太阳能光伏发电之所以能迅速进入千家万户，主要得益于政府行之有效的引导与激励措施。据了解，德国主要采用了两种鼓励方法：一是用高价收购居民的太阳能电力，汇入总电网，每度收购价约0.53欧元，而居民使用太阳能电力的价格则与普通电价相同，每度收购价约0.21欧元，因此激发了居民在自家屋顶、庭院安装太阳能发电设备的自觉性；二是贷款优先，并对贷款贴息3%，鼓励居民购买安装太阳能发电设备。
日本为鼓励百姓使用太阳能电力，也采用了补贴方法。居民安装太阳能发电设备所花费的投资由政府补贴50%，太阳能所发的电并入电网，政府高价收购，居民用电的价格则低于收购价格。由于居民从中感受到使用太阳能电力的好处，仅去年一年，日本就有8万个屋顶新装了太阳能发电设备。日本在“新阳光计划”中，每年拨款300多亿日元用于新能源技术开发。
世界太阳能利用水平高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当地政府积极采取了众多鼓励措施，刺激了市场的需求，带动了产业的发展。而我国目前光伏产业的生产能力虽快速增加，但由于国内市场需求的“原动力”不足，绝大部分产品都不得不卖到国外。
有专家呼吁，我国太阳能产业的普及需要在经济与环境两个方面得到国家的支持。“长期以来我们国家对太阳能发电重视不够，无统一规划，无专门机构管理。”上海交通大学太阳能研究所所长崔容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一些太阳能研究机构和生产太阳能发电设备的企业各自孤军奋战，难以申请到研究经费，即使找到一些小的研究项目，也难以形成合力。
目前，我国虽然已经将光伏产业正式纳入国家能源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但与德国、日本、美国等世界先进国家已经将太阳能纳入能源储备战略比起来，我国政府对太阳能的重视程度还是不够。“十一五”规划中提到，到201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如何使能源消耗在5年内降低5%，同样需要国家在“阳光计划”政策上的扶持。
因为大力推广分布式能源，丹麦产生了GDP翻一番、能源消耗却没有增加的奇迹。而在我国，分布式能源却步履维艰。这种精确供能方式何时得以推广，直接影响到我国的能源消耗水平。
分布式能源 解决缺电问题的良方
○ 李晓明
何谓分布式能源
在北美大停电的黑暗之中，却闪烁着一个一个光明的“孤岛”，那些拥有分布式能源系统的企业、单位和机构依然享受着光明和清风，还有一些拥有备用发电机组的建筑至少不用摸黑爬楼梯。在停电事故中心区域内的麻省理工学院、纽约州立大学、新泽西Rutgers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等拥有分布式“热电冷”三联供系统的大学，纽约和多伦多的股票和证券市场，还有诸多的医院，都因为拥有资源的分布式电源，保证了正常的运行和生活。
分布式能源是指分布在用户侧的能源梯级利用和可再生能源及资源综合利用设施，如以太阳能发电、太阳能热水器、热电联产、沼气利用等。分布式能源直接安装在用户端，通过在现场对能源实现温度对口梯级利用，尽量减少中间输送环节的损耗，实现对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分布式能源根据用户对于各种能源产品的不同需求，利用各种先进技术按需转换，实现系统与投资的最优化。它采用先进的低排放技术，并利用温室大棚等设施将污染物资源化，将环境代价降至最低。它是依赖于信息通讯技术和智能控制技术的科技成果，实现现场无人值守，目标是建立一个以低压电网、冷热水管网和信息网络系统联合构成的能源网络系统。
日本在总结这次北美大停电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发展分散化的电源，比通过改造电网来加强安全更加简便快捷。美国负责电力监管的专家估计，改造完善美国东北部电网所需要的投资是500亿美元，而且不能确保类似事故不再发生。有专家计算，如果用这笔钱去建设分布式能源系统，至少可以解决约1亿kW的发电容量，若考虑发电机组余热供热和制冷所能取代的用电量以及减少的输变电损耗，应相当于代替2～3亿kW的发电容量。这些设施不仅不依赖电网来保证其安全供电，还可以自下而上托起电网的安全，而能源利用效率可以比现有系统提高一倍，环境污染也相应减少一倍。
发达国家:分布式能源大行其道
正是由于具有上述特性，分布式能源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认为它将成为人类能源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成为目前解决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最佳技术选择。
就全世界来看，能源利用效率越高、环境保护越好的国家，对于发展分布式能源技术的推广应用就越热衷，鼓励支持政策越明确。
丹麦是世界上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国家，在过去的近20年中，GDP翻了一番，能源消耗却没有增加，污染排放反而大幅度下降。丹麦是世界公认的已经实现了经济发展和资源消耗以及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成为世界的楷模。丹麦政府鼓励发展分布式能源（其中包括热电联产和可再生能源）的态度最为鲜明，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法律、政策和税制，并坚决贯彻执行。自1990年以来，丹麦大型凝气发电厂容量没有增加，新增电力主要依靠安装在用户侧的、特别是工业用户和小型区域化的分布式能源电站（热电站）和可再生能源项目，热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61.6%。丹麦新的目标是在2008年到2012年期间，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比1990年降低21%。
丹麦对于分布式能源采取了一系列明确的鼓励政策，先后制定了《供热法》、《电力供应法》和《全国天然气供应法》以及对相关各项进行了法律修正案，在法律上明确了保护和支持立场。《电力供应法》规定，电网公司必须优先购买热电联产生产的电能，而消费者有义务优先使用热电联产生产的电能（否则将做出补偿）；1990年丹麦议会决议，1MW以上燃煤燃油供热锅炉强制改造为以天然气或垃圾为燃料的分布式能源项目（热电站），对此类工程的建设给予财政补贴并辅以银行信贷优惠。例如在供热小区中，对热电工程给予信贷优惠（利率2%，偿还期20年），对天然气热电站，给予30%的无息贷款，给予0.07元丹麦克朗/kWh的补贴。
欧洲的另一个样板是荷兰。该国2000年底的能源效率比1989年提高22.3%。1988年，荷兰启动了一个热电联产激励计划，制定了重点鼓励发展小型的热电机组的优惠政策。实践显示，荷兰的分布式能源为电力增长做出巨大贡献，热电联产装机容量由1987年的2700MWe猛增到1998年的7000MWe，占总发电量的48.2%。荷兰实行了能源税机制，标准为6.02欧分/kWh，但绿色电力可返还2欧分。
荷兰颁布了新的《电力法》，赋予分布式能源（热电联产）特别的地位，使电力部门须接受此类项目电力，政府对其售电仅征收最低税率。由荷兰能源分配部门起草的《环境行动计划》中，电力部门将积极使用清洁高效能源技术以承担其对环境的责任。其中分布式能源（热电联产）是最为重要手段，将负担40%的二氧化碳减排任务。
日本不仅是亚洲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国家，在全世界也位居前列。由于日本缺乏能源资源，政府高度重视提高能效，颁布了不少优惠政策，诸如：建立环境保护基金，制定允许分布式能源并网的政策。自1981年东京国立竞技场第一号热电机组运行起，截至2000年，分布式能源项目共1413个，总容量2212MWe。其中工业自备项目411个，容量1734MWe，平均每个装机规模仅为4217kW；民用项目1002个，容量478MWe，平均每个项目装机仅477kW。近年，由于世界资源供应趋紧，成本增高以及环境意识空前加强，日本全国上下热衷于分布式能源，微型燃气轮机、燃料电池、太阳能发电等技术四处开花，仅美国卡伯斯通一家公司近2年就在日本销售了近千台28～60kW微型燃气轮机。
分布式能源能够在日本快速发展，关键是政府的有效干预。1986年5月日本通产省发布了《并网技术要求指导方针》，使分布式能源可以实现合法并网。1995年12月又更改了《电力法》，并进一步修改了《并网技术要求指导方针》，使拥有分布式能源装置的业主，可以将多余的电能反卖给供电公司，并要求供电公司为分布式能源业主提供备用电力保障。此外，分布式能源业主不仅能够得到融资、政府补贴等优惠政策，还能享受减免税等鼓励。
从上述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中可以看到，国家层面的法律保证和政府层面的执法决心和政策的可落实性以及执行层的力度是发展分布式能源技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保障。
我国：分布式能源步履维艰
就在西方发达国家大力推广分布式能源的同时，我国分布式能源却步履维艰。热电联产作为分布式能源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在我国已经存在50余年，装机容量已经达到全国火电机组容量的14.58%，2002年供热总量达到13.9亿GJ，已经为中国的节能和环保做出巨大贡献。但是，在中国全国人大颁布的400多部法律中，却只在《节能法》中提及一次“热电联产”。在我国居高不下的能源消耗水平背后，分布式能源迟迟得不到推广，是重要原因之一。
究其原因，在于政策阻碍——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鼓励分布式能源等先进技术的法律政策水平，还停留在一个相当初级的阶段，大约有15～20年的差距。
首先，在我国，分布式能源项目连合法并网的问题都悬而未决。
电力部门出于企业自身利益而不愿配合的态度并不难理解，因为全世界在发展分布式能源之初都曾遇到这一阻力，其他国家的解决经验是采取有效的法律和行政手段，关键是政府主管部门要有目标，有要求，建立明确无误的产业政策导向。
《电力法》是中国当前有争议的法律之一，它的立法基点首先是保护投资者、经营者，而不是首先保护使用者（消费者）。特别是在第25条中规定：“一个供电营业区内只设立一个供电营业机构”。以此剥夺了《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消费者公平交易和选择的权利。《电力法》第63条进一步规定：“违反本法第25条规定，未经许可，从事供电或者变更供电营业区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
一个利益集团就是这样将自己的垄断利益法律化了。此后颁布的《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30条更进一步地规定：“用户不得有下列危害供电、用电安全，扰乱正常供电、用电秩序的行为：”其中之一就是：“未经供电企业许可，擅自引入、供出电源或者将自备电源擅自并网”。
政府将裁决的权利交给了当事一方的企业，也就是说供电企业不同意，用户就别想建分布式能源。对于拉闸限电无需赔偿的供电企业，就利益而言有什么理由要同意用户使用分布式能源？用户节能、环保、节省能源开支与供电企业有何相干？供电公司还可能因此减少供电收益，当然不可能指望供电企业会自觉地“积极推动”分布式能源的建设。这是政府必须肩负的责任，因为可持续发展是一项公共利益。
其次，我国能源发展观念有待更新。
中国政府保护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决心是不容置疑的，主要问题还是主管部门的观念有待更新。“大机组、大电网、超高压”这种“大的必然就是好的”的电力发展观是一种非常落后的观念，违反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科学发展观。如果大的就是最节能的，为什么世界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丹麦15年来大型凝气发电厂的容量没有增加？因为他们的观念是——用户端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才是最好的，因为实践证明分布式能源的用户端能源综合利用效率最高。2005年10月25日，在美国纽约召开了世界分布式能源（热电联产）联盟年会，日本企业在会上带来了他们的新产品——发电量6KW的热电联产设备，该设备以天然气为燃料，供电效率为28.8%，供热效率为56.2%，综合能效高达85%！而6kW的设备并不是最小的，在日本投入使用的分布式能源设备中，已有1kW的设备。在分布式能源广泛应用的国家，很多医院、学校的角落都建一个小房子，安放分布式能源。由于投资主体改变了，每个用户都参加到能源的供应和节约中。而电力公司也非常支持用户使用分布式能源，主动提供资金和管理。
而我国的能源发展一直没有摆脱这样一种恶性循环——能源紧缺，扩大供给；供给过剩，鼓励用能，导致下一轮能源紧缺……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今天的电力紧张？实际上正是因为几年前的“电力过剩”和电力改革中过于强调电力的商品属性。在上一轮“紧缺—过剩”周期中，批准建设的电力项目大大超过了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导致新增电力无法出售，影响到国家投资回收和银行的还本付息，电力企业、甚至有些政府机构都采取了鼓励用电的政策，以优惠电价推动电采暖、电制冷和高耗能项目的“大干快上”，再加上向决策层发布错误信息，导致出现“三年不建火电”的不正确判断。1998年起政府大幅减少电源新开规模，当年新开规模852万kW，1999年为583万kW，2000年为594万kW。与前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相比较，新开发电项目规模降低了40%。
到2002年缺电问题开始显现了，因为电力项目的审批手续过于繁琐，周期太长，投入太大，完全无法应对市场的变化。而且，所批项目明确向建设周期长的超大型电力项目“倾斜”，而不是倾斜于效率更高、有利于优化用电结构的热电项目，结果导致了今天严重缺电的局面，据悉2006年才会缓解。现在电力供应紧张了，又以每年3～4千万kW的规模批项目。最近，国家发改委能源所戴彦德副所长和国家电网公司动力经济研究中心胡兆光总工程师都表示担心2006年以后会出现类似上一个周期的“电力过剩”。
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已经为我们指明了道路，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建立更加有效的能源管理体系、积极发展分布式能源技术、推动新型能源服务体系的普及，是我们解决当前能源供应困难、避免“紧缺—过剩”轮回再现的正确途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目前依然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中国发展的唯一选择就是千方百计地调动一切积极性，全力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地减少环境污染。而分布式能源技术无疑可以帮助中国打赢一场可持续发展的“人民战争”，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积极学习国外先进经验，转变观念，尽快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推动这一技术在中国的快速发展。
用分布式能源解决缺电问题
1.大力发展热电冷联产，优化用电结构：利用发电后的低品位能源进行集中供冷，实现对能源的“温度对口，梯级利用，以热代电”，这是优化用电结构的关键一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结合全面建设小康型社会的进程，应该在有条件的地方大力推广“热电冷”三联产技术和集中供冷技术，减少对电力制冷的依赖，通过价格和税收杠杆，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2.积极推动用户端分布式能源系统的应用：分布式能源系统的能源利用效率高，输送损耗小，不仅提高了电力供应的安全，还达到了优化能源结构，为用户产生了更大的经济效益，是全世界发展的方向。应该积极制定政策，结合能源结构调整，鼓励发展分布式能源系统，推动天然气和煤层气等清洁气体能源的开发利用。对于分布式能源的并网，国家应该学习各国经验，由政府制定标准，凡符合标准的电源设施，强制电网接受其上网。
3.推广在用户端能源利用效率和能源价格的核算方法：摒弃传统的、在能源转换端计算能源利用效率和核算能源价格的不合理做法。即使在能源转换过程中的效率再高，如果输送过程中的损失过大，也达不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目的，不符合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针。目前，电力系统采用“邮票法”对所有并网电源不管远近和电压等级统一收取相同的过网费，使得那些以节能环保为目的、建筑在能源负荷中心的热电联产项目，丧失了应有的经济性，阻碍了这一事业的健康发展。必须从社会利益出发，制定公平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体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意图。
4.开放电力直供：在电力法中最没有道理的就是“一个供电营业区内只设立一个供电营业机构”，电力直供无论在《电力法》颁布前的中国，还是世界各国从来不是问题，为什么在电力部即将变为国家电力公司之际就成了“考虑电网的结构和供电合理性”的因素，难道不经过电网的中间盘剥就不合理吗？这一问题几乎成了未来《电力法》能否正确修改的试金石。
5.政府要代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三个代表”预示着政府各主管部门的职能将有一次历史性转变，从代表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转变到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电力使用者在整个电力生产销售环节中是弱势一方，政府应该为老百姓说话，同时平衡生产、销售和使用环节的关系，保证持续发展，实现老百姓的根本利益。
分布式能源是否划算
在北京，当一立方米天然气卖到1.8元时，热力公司、用户热力站都会叫苦连天，而分布式能源技术至少可以将这一立方米天然气转换为3度电和相当5度电的热力，按照市场对应的电力、热力的价格可以卖到3.26元。如果能源用户采用分布式能源技术解决自身的能源供应，每支出1.8元/立方米的天然气费用，就可以节约电费和热力费3.26元，等于白用了1.8元的天然气，还省了1.46元的电费热费。如果燃气公司直接参与这些分布式能源的项目，不仅无人质疑1.8元的气价，还可以名正言顺地分享节省的电费、热费中的经济效益，因为这些利润并非来自垄断，而是来自更好、更完善的延伸服务。
分布式能源的准入门槛不高，大量民间企业和外资企业也可以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参与其中，例如通过组建能源服务公司、能源物业管理等形式。所以，机会不会凭空而来，需要去争取，需要树立竞争意识，需要具备竞争能力。当分布式能源的政策一旦全面落实，将是一场激烈空前的竞争，首先淘汰的是那些缺乏技术准备和经营理念的企业，他们非但获取不到新的盈利空间，甚至可能在行业整合中丢失曾经占据的一席之地。
信息时代的到来，人类将逐步淘汰那些既靠不住又没效益的工业恐龙。无论是中国的“拉闸限电”，还是美加英的“大停电”，都说明人类需要一个崭新的能源系统，分布式能源将是一场无法阻挡的新技术革命，它将像蒸汽机一样牵引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本文得到中国能源网CIO韩晓平的大力支持）
储备体系构筑石油危机防火墙
各国石油储备体制》》》》》》
◆ 美国实行自由市场型，石油储备主体是政府战略储备，对于民间储备，虽然有一些优惠政策和存放服务，但没有任何资金支持，也不进行管理。
◆ 日本的石油储备体系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根据石油储备法进行的民间储备，另一部分是根据石油公团法进行的国家储备。考虑到战略石油储备的非赢利性、储备石油需占用大量资金和储备基地征地工作的困难等因素，日本政府在财政上对战略石油储备提供支持，使储备基地建设进展顺利。政府战略石油储备所需的资金主要是依靠1978年设立的石油税筹集来的，这个税对所有的原油和进口的油品征收。
◆ 德国石油储备体系包括政府储备、民间储备和EBV（德国石油储备联盟，是一个中介储备组织）储备。EBV是德国石油储备的主体，法律规定，所有的炼油厂、石油进口公司、石油销售公司和燃油发电厂都必须是石油储备联盟的会员。目前储备规模约为2400万吨。德国政府对民间和储备机构的储备不给予补贴，储备资金的来源主要是会员交纳的会费和银行贷款。德国政府规定，石油产品价格中可增加专门的储备税，用于EBV会员交纳会费。
◆ 英国只有公司实施石油储备，没有储备组织或政府储备的石油。英国是欧盟内能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并且是石油净出口国。英国要求拥有炼制设备的炼油商保持76.5天的储备，非炼油商则为66天，并要求大的石油产品的消费用户，如国家电力公司和PG电力公司分别保持固定的17万吨和13万吨的储备。英国的应急战略石油储备和商业石油储备在炼油商的储备设备中是混合在一起的，非炼油厂商通常是与储备公司签订合同，在其设备中保存应急石油储备。
◆ 韩国的石油储备由国家储备和民间储备两部分组成。国家储备的主体为韩国石油开发公社，民间储备由石油加工、进口和销售企业承担。（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国家物资储备局网站）
缺少资本支持的能源战略只能是纸上谈兵
向资本微笑 能源融资七条路
○ 布尔古德
徐锭明，这位能源领域的焦点官员，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透露，我国能源工业投资到2020年将达到10万亿元人民币，加上从国外购买能源方面的投资，总投资将达18万亿元人民币。
来自国际能源署的观点是，2001～2030年，中国能源部门的投资需要2.3万亿美元。
面对如此庞大的资金需求，国家和企业如何支撑？现在看来，中国的能源投资存在着庞大的资金缺口。目前，国内能源企业大多依靠银行贷款和政策性扶持，但是在大力进行能源开发建设的时候，这种仅仅依靠银行融资的方法已经很难满足能源企业对资本的需求。
业内专家指出：向银行伸手贷款，不是能源企业解决资金问题的最佳出路。中国必须推进能源产业融资，特别是加快非贷款融资渠道建设，来帮助能源企业拓展融资渠道。能源企业必须实现融资和扩张手段的多元化。
能源产业投资基金 稳步推进
建立产业投资基金是能源企业直接融资的重要手段，而且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在欧洲，挪威每年从国家财政收益以及税收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存入石油基金，投向国外金融市场运作以期进行增值。阿塞拜疆和墨西哥这样的产油国也都建立了这样的石油基金。
作为一种重要的中长期投资工具，能源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向主要在国内外石油、天然气、电力、煤炭、新能源等相关领域进行战略性和策略性投资。国家发改委外资司司长孔令龙表示，中国政府将设立一项政府基金，直接以外汇资助能源企业购买海外资产。
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尚没有关于产业投资基金的法律，还缺乏体制性的融资渠道和投资者退出渠道。所以能源产业投资基金还没有能够真正发挥其主导作用。从发改委财金司传来的消息，按照我国“十一五”规划，中国政府正在稳步推进相关的立法工作。发改委西部开发办也正准备在西南、西北各选择一个地区设立能源产业投资基金。
而在民间，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探索已经开始。2005年8月29日，中国石油业国际产业投资联盟（CIPIU）宣布将投资3亿美元，发起设立“中国石油产业投资基金（ICCPI）”。该基金设立在中国境外，具体的操作路径是：先在海外注册基金，在中国境内成立一个基金管理公司；拥有油源的外国企业或油矿主以提供石油或现金投资的方式参股，中国中、下游民营石油企业以其自有资产入股，通过置换部分股权，从周边及石油输出国的企业换取稳定持续的能源供应。
通过产业投资基金，中国石油企业与产油国取得了直接联系，来自海外的石油得以直接供给中国企业，越过跨国石油公司和期货市场等诸多中间环节。基金甚至可直接到国外持有油田。
创业资本 介入能源投资
引导创投资本进入能源领域投资，也是能源企业融资的有效路径。
2005年11月，中央十部委联合颁布了《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在这个《创投办法》中，国家对于创投资本给予了极大的政策优惠，在企业组织结构、特别法律保护方面，都有空前的进步。据业内人士透露，仅在税收优惠方面，创投资本就将可能按照投资额的20%享受税收抵扣。
更重要的是，《创业投资办法》并没有限制创投资本对能源的投资。因此，投资者和能源企业都可以充分利用国家给创投行业的优惠政策，推动创投资本进入能源领域。从近年大量创业投资的成功案例来看，创投资本对中国很多传统行业的兴趣非常大，能源行业更是众多投资者关注的焦点。
专家指出：无论从资金规模、还是运作手法上，创业投资基金都有非常优异的特征。作为产业投资基金立法不完善时的一种变通，能源企业可以利用创业投资基金大有作为。而在新能源技术开发方面，由于其具有的高科技、高成长性，更是创业投资的传统优势投资领域。
发行债券——能源企业低成本融资的最佳选择
企业债券通常又称为公司债券，是企业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债券。债券持有人是企业的债权人，不是所有者，无权参与或干涉企业经营管理，但债券持有人有权按期收回本息。在国内，大型能源企业经常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日前，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刚刚获准发行20亿元的企业债券。此前，南方电网、国电集团、华电集团、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华能集团、国家电网都相继发行了企业债券，融资规模达上百亿元人民币。
目前在国内，最热门的债券当属企业短期融资券。据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金融市场处处长纪敏介绍：企业短期融资的成本比贷款更为低廉。“就拿华能一期的一次一年期融资为例，其发行额为人民币45亿元，收益率则为2.92%。给承销商的钱为千分之五，信用评级机构的开销在30～50万元左右。总的融资成本也就在3.1%，相比一年期贷款利率5.58%大大降低”。
由于发行短期融资券发行只需经过央行的批准，因此，自中国人民银行5月24日发布《企业短期融资券管理办法》后，国内的公司掀起了一股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热潮。目前央行已经确定了今年短期融资券的总发行金额约为1500亿元，并将此作为央行今年的重要工作之一。短期融资券的出现，降低了企业发行债券的门槛。促使企业从间接融资大踏步迈向直接融资。
吸引海外投资——追求互利
中国的能源市场早就吸引了众多海外投资者的关注。这些海外投资者掌握大量的资金，能源行业就是他们非常看重的领域之一。这些海外投资者中，包括以JP摩根、凯雷投资集团、淡马锡为代表的私募基金和投资银行和以BP、英美能源为代表的大型能源企业。
这些海外投资者大多以“逐利”为目标，他们要保证自己的利益。中国企业选择与他们合作，是用市场换资本的一种手段。
2005年初，来自新加坡的投资机构淡马锡以2.28亿港元收购了中电国际3%股权。此外，淡马锡与中国燃气控股签署合作协议，除直接投资收购中国燃气控股10%的股份外，作为一个重要的外来战略投资者，淡马锡还在中国内地与中国燃气成立合资公司，分别持股51%和49%。淡马锡还在与中航油进行注资谈判，如谈判成功，淡马锡将与中航油的母公司中航油集团一起向中航油注资1.3亿美元。
巴西淡水河谷公司（CVRD）、美国亚美大陆煤炭公司已分别在河南、山西参股当地煤矿，美国英美能源集团和JP摩根则分别购买了神华能源公司和兖州矿业集团的H股股份。世界头号煤炭企业博地能源也准备到中国开展业务。“我们有煤炭，有技术，中国本地公司有对中国市场的深刻了解，与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对双方都有好处”，博地能源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那威说。
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开发性国际金融组织也是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几个月前，世界银行刚刚批准向中国可再生能源规模扩大项目提供8700万美元贷款，外加全球环境基金向该项目提供4022万美元赠款。可再生能源规模扩大项目将为政府实施其战略提供支持。该项目是世界银行和全球环境基金近年来所支持的最大可再生能源项目。其目标是帮助中国以经济高效的方式大规模地扩大可再生电力供应。
开放民企投资能源 激发民间潜力
当山西矿老板买房买车的种种“豪举”成为中国人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忽视民间资本的力量。很多专家都指出：中国民间蕴藏着巨大资本潜力。中国实施能源战略不应该把民间资本关到门外。如果把民间资本拒之门外，也同时意味着浪费了巨大的资本能量。
2005年2月，北京公布“非公经济36条”，明令石油、电力等垄断行业将向非公经济放开。而在涉及能源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新技术研发等领域，民间资本已经悄然潜入。在新疆，来自温州的投资者已经开始与地方政府合作开采石油和煤矿；在黑龙江省，两家中国民企投资筹建中俄跨江输油管。4条跨越黑龙江的石油管道，投资18亿，年输油量1000万吨——企业家希望以民间贸易方式为中俄能源合作开辟新通道。所有的现象都表明，民间资本具有非常活跃、积极的属性，在寻找投资机会、探索投资路径的时候比较自由，也更容易在投资上进行创新。此外，在获取海外能源的时候，民营企业受到的政治干扰和排斥会少得多。
手里有钱的民营资本家对石油行业觊觎已久。在现有政策下，尽管民营企业不能独自勘探开采，他们可选择与三大国有石油公司或地方政府合作，承包采收率已经很低的边际油田，目前国内已有几十家这样的公司，分布在新疆、内蒙古、青海、陕西等西部地区。
“这还只是已经露出来的冰山一角”，国家发改委一位官员称，还有大量的民营资本等待挤进石油行业，如果市场真的开放之后，估计将会有超过1万亿元资本涌入。
据悉，发改委正在会同国土资源部制定非公经济进入油气矿产勘探领域的实施细则。目前实施细则初步考虑的思路是：民营资本进入油气勘探开采领域没有限制：即油气公司在持有探矿权、采矿权进行油气勘探活动时，民营资本可通过购买股票及其他资本运作方式参与石油勘探开采领域，但民营资本不能直接申请探矿权。
有消息说，至今为止，已经有不下30家民营企业的报告躺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办公桌上，这些报告无一例外都是要求准许加入石油行业的竞争，涉及的投资额超过1000亿元。
能源企业上市——用股权换资金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杨昌伯指出，“能源企业属资本密集型企业，充分利用境内外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对大型国有能源企业的发展来说是必需的；资本市场的监督和规范操作可以改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管理水平，增强企业盈利能力，从而促进能源行业的整体发展，并且促进监管环境的不断改善”。
进入资本市场，是能源企业融资的重要手段。成功的融资则直接带来企业的再扩张能力。中国企业上市通常有国内A股、香港联交所、纽约证券交易所等几种选择。从整体上看，能源类上市公司的企业规模和盈利能力明显高于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华能、华电、大唐等大型电力企业大多完成了在香港、纽约等地的上市，以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为代表的石油企业也先后在海外资本市场成功融资。
民资能源企业则可以通过“红筹上市”的方法进行融资。近日，外管局新颁布的“75号文”，为民营企业重新开启了红筹上市的路径。能源企业可以通过在海外注册特殊目的公司设立境外融资平台，通过反向并购、股权置换等资本运作方式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从事各类股权融资活动。
重组与并购——扩展能源企业实力
并购是重要的扩张手段。通过并购，企业可以迅速整合资源，进入市场。而在具体的并购操作当中，企业可以通过股权置换等技术方式进行处理，并不一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因此，能源企业在扩张的时候，实施并购是首选的方法之一。以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已经开始在国际和国内展开并购。
日前，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斥资41.8亿美元成功收购了加拿大石油公司PetroKazakhstan Inc.。中石油获PetroKazakhstan全部股份，收购价合每股55美元。这是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寻找能源储备的努力几度受挫后取得的一次重要胜利。中石油是中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商。这次中石油克服了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政治压力，击败了来自俄罗斯的竞标，最终完成了中国企业最大的一笔海外收购项目。这次收购有可能为未来中国石油企业进一步涉足中亚地区开辟道路。该地区目前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未开发石油储备。
在国内，中石油、中石化也开始整合旗下的子公司。中国石油计划以约61亿元人民币的总金额全面要约收购旗下三家上市子公司的流通股，并终止这三家公司的上市地位。
但是专家也指出，并购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企业行为，其决策和实施的过程中有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能源领域，并购的背后也许会牵扯到很多非市场的因素。前段时间，中海油并购美国优尼科的失败就是一个需要引以为戒的例子。
值得广大民间资本注意的是，并购并不只是大型国有能源企业的专利。对于民资的能源企业来说，企业间的合并与收购能够迅速扩大企业规模，提升规模效应。当企业的规模扩大以后，抗风险能力、争取政策支持的能力以及进行资本运作的空间都会相应提升。
我们开车驶过城市的角落，留连在五光十色的城市夜空之中......现代文明之下的人类，无时无刻不是能源的使用者。而在支持我们取暖、照明、交通的能源背后，其实离不开资本的力量。能源是保障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资本则是保障能源发展的发动机。能源开发的步子越大，对资本的需求量就越大。缺少资本支持的能源战略只能是纸上谈兵。政府在能源战略上的作用至关重要，而具体到中国能源企业来说，由于所处能源链的位置、企业的规模和所有制不同，需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制定适合的融资方案。
